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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史学会2015年年会成功举办
来源:沈阳师范大学-法律文化研究中心 | 发布时间:2015-8-21 13:16:32 | 浏览次数:

中国法律史学会2015年年会成功举办

 

由中国法律史学会主办、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承办、清华大学法学院凯原中国法治与义理研究中心协办的中国法律史学会2015年年会暨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文化研讨会于2015815在辽宁大厦召开。会议为期两天,共有来自全国110多个单位的201名代表出席。

会议全体代表合影

 

815上午9时,大会开幕式隆重举行,由中国法律史学会执行会长、西北政法大学汪世荣教授介绍了与会领导和嘉宾。中国法律史学会执行会长、沈阳师范大学法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霍存福教授致开幕词。霍教授说,恰逢“八·一五”光复日,希望大家记得这个中国人百年来最终获得扬眉吐气之日。年会邀大家交流学术与感情,希望与会代表在分组讨论中碰撞出更多的智慧火花。中国法律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吴玉章研究员就中国法律史学会的近期工作进行了汇报和部署。沈阳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贾玉明教授代表沈阳师范大学欢迎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贾书记汇报介绍了沈阳师范大学近十年来的发展和学科建设情况,着重介绍了法学院和法律文化研究中心的发展情况,对法学院目前所取得的长足进步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与会代表热情洋溢的掌声中,汪世荣教授宣布大会正式开始。

中心主任霍存福教授讲话

 校党委副书记贾玉明讲话

 

930大会进入主题发言环节,包括“礼法传统与现代中国法治”“侨易中华法制史研究刍议”“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合理性因素及其现代价值”“轩辕召唤:有关《轩辕4712中华共识》的建议”四个主题。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陈景良教授首先做了题为《礼法传统与现代中国法治》的主题发言。教授指出,中华文化以善为本位,这是中华法治文明与其他法治文明的重要区别。中国现代法治之路应从传统法治之中吸取优良之处。教授引述了宋代安崇绪案,从唐宋明清律典中子女不得告祖父母、父母条的法条分析入手,提炼法律命题,揭示中国法律与司法传统在历史进程中国固有的理性因素,“子女告发父母”的除罪化趋势预示着中国传统法律向现代化转变的内生机制。教授论述,在建设中国现代法治时,礼法传统内部蕴含的固有理性因素、机制及生成原理,值得我们重视与挖掘;中国法律传统中存在着优秀的民族文化资源,应该批判性地吸收,创造性地转换。中国政法大学张中秋教授评议,在传统中华法律如何与现代法律衔接和转化方面,还需要全面考察和系统研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陈景良教授做主题发言

 

上海政法学院倪正茂教授发言题为《“侨易中华法制史”研究刍议》。教授认为,久成定论的中国法制史概念,应当让位于中华法制史的概念。对中华法制史的研究,应当引进侨易概念,运用侨易学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在侨易中华法制史研究中,应当突出反熵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在法制史变迁中的不同作用,从而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开拓积极的新途径。南开大学侯欣一教授评论指出,该篇文章冲击力强,颠覆学术史,即概念上将中国法制史改为中华法制史,体系上改变以王朝变化为分类方式,内容上增加侨易学的概念,世界观上提倡物理学的理论,等等。教授还从使用中华的概念应加以界定、体系内容的变化有待商榷、引入侨易学的概念是否必要等角度,提出了完善性建议。

上海政法学院倪正茂教授做主题发言

 

山东大学林明教授就《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合理性因素及其现代价值》主题作报告。林明教授认为,应当理性对待博大精深而又良莠混杂的法律文化遗产,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相容首先源于文化本身在历史进程中的贯通性和连续性。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改造,主要是在现有的条件下,使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与现代法治的要求相统一或者趋向统一,而不是一味地批判或否定。中国人民大学赵晓耕教授进行了点评,教授认为,教授所持中国传统法制属于混合法即法典和例混合的论点,存在概念上的矛盾,因为中国古代的例和西方的判例法不同,不能以偏概全。

清华大学法学院凯原中国法治与义理研究中心廖凯原先生关于《轩辕召唤:有关〈轩辕4712中华共识〉的建议》作报告,介绍了KQID引擎提供动力的轩辕反熵运动体系2.0。这引擎是源自轩辕之道哲学的中华引擎可为中华文化文明复兴提供动力。先生提出三点倡议,第一,保留轩辕纪年;第二,每年农历三月三日为父亲节;第三,每年农历六月六日为母亲节。沈阳师范大学霍存福教授认为,廖凯原先生作为商人能够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法治文化,难能可贵,但轩辕道、引擎等关键词,以及从基因角度进行分析,中华文化会不会在现代化过程中消失等问题还可进一步讨论。先秦诸子中除了黄帝四经之外,还有其他的文献资料中存在黄帝记载。黄帝与大臣之间的讨论与尧舜时期的记载有类似,那么到底那种记载为真,抑或应将两者结合。教授阐述,之前认为黄帝是既可爱又可敬,但是先生研究中的黄帝有着上帝的全能色彩,有可畏之处,也许是传统中国人所不太能接受的。

13:30会议进入分组讨论阶段,包括主题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法治中国”的第一分会场;主题为“中国古代司法、行政制度及近现代转型”的第二分会场;主题为“法史前沿及基础理论研究”的第三分会场;主题为“轩辕召唤:有关《轩辕4712中华共识》的建议”的第四分会场。

第一分会场主持人为武汉大学陈晓枫教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李玉生教授。

贺卫方教授首先发言,教授列举中华法制文明对现代法治的影响,如科举考试使大量平民进入官场,带来了社会流动,打破了血缘传统,对现代法治的形成有积极意义。郡县制确立则使中央无法获取下面的信息,导致周期性震荡,进而影响了法治的形成。

胡世凯教授强调明主治吏不治民,中国法的传统是治吏的,这成为中国法律的一种起源;治吏是法家和儒家的一种共识。李玉生教授评论,明主治吏不治民,是一个以封建制为依托产生的事物,主不明怎么办?这是否适合中国还有待讨论。

陈敬涛老师探讨对债的不同理解,从敦煌的文献中切入。老百姓对于债和宗教的理解的差异,这从各译注家对字理解的纷然中可见。宗教和世俗法制都想对债事发挥自己的影响,而在百姓那里,则是宗教的归宗教,世俗的归世俗。对此,李玉生教授、霍存福教授、陈晓枫教授等参与了讨论。

王胜国教授论述,中国的有三层含义,分别是客观的、人格化的以及与并存的天理观对于法治文化影响很大。首先,天理观为法律提供了神圣的外衣,增加了立法与司法活动的威慑力;其次,天理观为法官提供了一个空间,有助于弥补成文法的不足和瑕疵;最后,天理观有助于唤醒司法人员的良知和认识,相信天理的法官处理问题相对来说更为公正。陈晓枫、李玉生两位教授作点评。

周子良教授撰文讨论有关阎锡山的法律思想,他发言指出,中国的法治国家的建设应该立足于村,让底层的农民们在生活中感受到法律。教授认为以村为基点予以研究将是中国法治进程中比较好的路径。宋北平、蔡晓荣、贺卫方、陈晓枫等学者展开讨论。

穆中杰老师强调,维护粮食安全和农民利益是其写论文的初衷。他从法治角度出发,从供给、储备、调控、运转、质量、价格等六个方面阐释粮食安全的科学内涵。

针对林明教授提出的混合法赵晓耕教授结合上午评议继续阐述,历史是当代人的历史,法律史的研究要背靠历史的大背景,应该把视角集中在混合法带来的价值和可能存在的问题上。对于法史学的研究应该把重点集中在正史上,也不能随意的使用概念,以免带来混乱。夏新华教授主张,问题在于中国法研究中的混合法与西方的普通法是两个概念,不能混淆。混合法系是存在的;但并不是两种以上的法系混合的时候就应该被称为混合法,混合应该是达到交融的地步。中国的法律转型应该选择混合法的路径。宋北平教授指出,从最高法院到基层法院,提到的都是指导案例案例指导制度继承了中国的成案传统,因此法史学者研究在中国的传统中成案是怎么样提出、形成和运用的,将会对司法实践有重要作用。吕丽教授认为,律之外还有其他的法律规范,比如官制法、礼仪法等。陈晓枫、贺卫方、李玉生等学者参与了讨论。

    关于民事固有法对外来法的回应,蔡晓荣教授论证西方制度的移植在现实生活中与固有法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冲突。蔡老师建议要更多的运用调解,而调解的过程中就要使用到一些传统文化的东西,不要规定过细,应留出一定的空间。崔兰琴老师多年来一直在思考婚姻、家庭、夫妻财产等问题,西方和传统中国的确存在着不同的文化和习俗。崔老师认为,在现代中国的婚姻模式里,并没有一种十分有效的救济,往往信任越大,在离婚的时候,给女方造成的损失就越大。陈晓枫、贺卫方、李玉生三位教授参与了讨论和发言。

关于中西方对法律的信仰的较大差别,韩秀桃教授认为法律史学人的研究要面向这个社会,学界相互关注、指导和提携非常重要。社会科学当前面对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大家都说十分正确的话,但是这些话却解决不了问题,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没有形成统一的范式和框架来解决这些问题。

董长春教授对于这次会议提出两点感受,一,因许多基本性问题目前并未探明,很难知道对历史的把握是否真的正确。第二点,概念是交流的基础,在提出概念的时候应该先行说文解字,有必要先把概念理清,才能很好地交流。

第一分会场

  

第二分会场由安徽大学周少元教授、海南大学罗旭南教授主持。

吕志兴教授提交论文题为《宋代侦查理论研究的成就》,教授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宋朝有很多研究侦查的专著,发展周朝以来的五听,提出了貌情迹结合论;对前代广设耳目的制度进行补正;宋代法医学技术理论化和系统化,法医学技术被用以侦破案件,如宋慈在前任基础和自身经验上写作《洗冤集录》等。学者围绕宋代侦查理论展开讨论,如徐忠明教授指出,中国的法医学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以仵作的发展和官方化为代表,而非建立在医学上,等等。

王红梅教授就《近代司法体制的社会化改革——以民初商事公断处理案为中心的历史考察》一文作报告,以充分的商会档案史料为基础,通过对民初苏州、上海、京师附设于商会的商事公断处的成立、组织构建、理案运作等问题的论述,展现近代司法体制的社会化变革过程,并提出了以商会为中心的商事仲裁和调解体系的建议。与会代表进行深入讨论。如汪世荣教授认为,商业活动是一种高度自治的问题,没有服与不服的问题。仲裁结果自愿接受就可以,法治的要求则是即使输了也要服从结果。

李相森博士生提交《近代判例制度的发展演进及其历史启示——兼论案例指导制度的完善》一文,阐述自清末引入西方判例制度,近代中国判例制度经历了北洋政府时期的确立与发达、民国政府时期的成熟与相对衰落两个阶段。当前案例指导制度的建立又将判例因素引入社会主义法制中,预示着判例制度的复苏。汪世荣教授评论道,西方的判例制度是律师要求法官遵循先例,达到法律解释统一性的目标。我国案例指导是自上而下的指导制度,但是现实能够发挥什么作用还有待研究。

尤陈俊老师围绕所提交的论文《清代讼师贪利形象的建构》,论证清代官员们在向民众宣扬讼师之恶时都极力强调其贪婪成性的特点,这种贪利讼师的形象可以在一些真实的讼师案例中找到原型。清代官方借助贪利讼师这一形象的塑造和宣传,来对民间助讼之人进行整体污名化,以避免过多诉讼案件被催生出来。张文勇教授认为讼师被称为贪利小人、污名化的原因在于古代各阶层道德标准的转移、责任体制不同和道德体制的问题。

吴海航教授围绕其论文《元朝前期整治官吏贪贿的法文化特点》进行报告,指出元朝自1260年建国后的十几年之间既出现了朝廷高官贪贿和擅权的现象,元初政府对这一现象缺乏严格的监督和治理措施,呈现出处置的随意性特点。李力教授评议,元朝初期没有明确的法律约束,只是使用判例来进行对官员的约束,教授文章中的举例不能明确反映朝代文化上的问题。

    梁风荣教授针对《清代州县官的司法追求与躬践》一文提交报告,首先阐述州县官的司法追求,追求和谐、个人的仁恕和道德教化宣传。其次是州县官的司法实践,追求无讼。最后对成因进行了分析。司法官的儒学背景,导致其对法律价值认同的差别,法律制度被放在次要的位置。州县官的贪婪、残酷的形象确实存在,但是清代的官员也有宽恕和仁慈的一面。与会学者分别发表了各自观点,徐忠明教授提出:古代官员的贪婪是正常现象,只要不是太过分都在容忍的范围内。因为当时俸禄过低必然导致贪婪。贪的概念是什么?半合理形式的钱财往来不算是

    张文勇教授报告题目为《论宋代的廉政思想及其历史启示》,宋代司法官员在宋代社会的变革形势下,既继承了前代重视廉政的传统,又适应社会变革的要求,形成了富有时代特色的廉政思想。宋代的廉政思想作为中国传统廉政法治文化的一部分值得当代中国廉政工作借鉴。学者评论提出,对于制度的分析要合理,机制的设计分析是重要的,只靠记录下来的现象来分析是不合理的,沉默的大多数可能有着高度真实性。梁风荣教授评论,名公士大夫们宣扬的精神,体现伦理法的精神。

    徐忠明教授结合《清代司法的理念、制度与冤狱原因》一文指出,《名公书判清明集》中的案例可以与《循吏传》的材料相互印证。循吏是模范官员,但是我们担心的是那些不能约束自己的法官。二十四史中流传下来的循吏极少,他们只对宣扬正面精神有重大意义。但是超出常规的不能被一般化,不是以特殊情况来以偏概全。评价司法制度,究竟是以名公来还是平凡法官的资料来评价?徐教授认为要平衡两种材料并作出对比分析。王红梅、李力等人参与讨论。

    陈新宇老师结合《从汉武明经案例看帝制中国的法源与适用》一文报告,比附包括名分上的比附、类推的比附和特别的比附。法源的问题,包括经义、制定法、国家法典和皇帝的御令等。案例法与制定法相辅相成,但只能在特定的阶层中使用。诸位专家对现代案例中如何比附,古代定罪标准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蒋铁初教授报告题为《仁狱诉求与中国古代司法——<仁狱类编>为对象的考察》,他提到仁狱的含义包含查明事实与适用法律,崇尚天人合一的观点,重视命案和死刑案件,宽待诉讼参与人,慎重疑罪处理。仁狱制度破坏法制统一,忽视事实认定机制的建设。对慎重疑罪,陈新宇教授评论,明删元律以后,后代统治者对自己的统治有着高度自信。从汉代开始出现疑罪上报制度,说明官员们能够自觉上交权力而不需要皇帝强制。

    夏清瑕教授就《论清官司法之殇》一文提交报告,提出宋元以降,清官文化盛行的同时,对清官的反思也开始出现。与民众对清官的崇奉不同,官场和士绅对清官的评价持谨慎甚至批评态度。主要认为清官性格上有缺点,行事偏执。在法治语境下清官思维虽没有市场,上述现象仍以各种形式存于司法实践中,应引以为鉴。陈新宇教授则提出对清官的质疑,认为清官的危害自古就有,而且危害极大。汪世荣教授等参与讨论。

罗旭南教授对讨论会进行了简要总结。

第二分会场

 

第三分会场在西北政法大学闫晓君教授、厦门大学周东平教授的主持下进行。

戴建国教授的发言,主要从宋代两件案例审理看宋代法制相关问题。宋代是战乱后建立的统治,经长期的努力,发动政变更换朝代,其中在政治运作中重点在于防弊。教授又探讨了在诏狱中皇帝怕官员审理会徇私舞弊,于是自己亲自审理案件,已达到尽可能的合理。郭成伟教授听后感触良多,指出处在变革的时代的法史研究,要以变应变,要跟上变化形势;要变中求新。

曹旅宁教授从读岳麓秦简,联想到秦汉律令的不断出土,与法经辩伪问题。教授认为,关于李悝的法经等问题,还要重新考证,还要深入研究;秦简所见亡律,其比汉律更为严厉;秦简有关郡尉、县尉的记载可见,秦郡尉有很多权力,包括人事权、监督权,县尉负责征发劳役,权利很大。

胡兴东教授考述宋朝式的立法传统与性质,宋式的立法成果可以分为综合式典和单行式典两种。宋代理解的式比较片面,宋朝人的法律分类体系是建立在另一个知识体系中,而不是当代西方法律部门的分类体系。

彭炳金教授研究了关于古代对胎儿的生命权的保护以及堕胎问题,古代对这方面的行为规定总体来说分为两种,一种是自主行为,法律对此不禁止,第二种是他人行为,这种行为法律是禁止的,同时古代对这方面的处罚很严厉,也提出了这一行为的危害不仅侵犯孕妇本人的权利也侵犯胎儿的权利。

岳纯之教授对《刑统赋》和《刑统赋解》的成书年代与文献价值的相关问题作报告,他提出《刑统赋解》是对《刑统赋》的解释,根据他的理解,《刑统赋》中的赋、解、歌成书时间略有不同,解和歌晚于赋。岳教授阐述了《刑统赋》和《刑统赋解》的内容和价值,一是对了解唐律、宋刑统有很大帮助,二是对研究金朝法律有很大益处。

丁义娟老师对秦汉同居问题作了评析,秦汉时期的同居问题刚出现时并不是特别严密,其中对于是否涉及父母妻子兄弟的问题大家各有理解,同居可以以户籍作为判断的依据,但在实践过程中很难落实,关于同居对象的问题,父母子女应从血缘关系考察,同居是事实,这是两个方面的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龚先砦老师关于唐代法律渊源的进行了发言,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从律令格式四个方面来看,令格式是对屯田问题的规定,律是说如果违反后如何处置,在唐格唐式中,屯田和屯田式很少有保留。第二部分是诏敕中也有对屯田事务的个别调整,在探讨唐代法律形式时不应排除诏敕。

韩伟老师发表了关于法家治理国家的相关思想,近年来关于法家的研究很多,长期以来对法家的评价都比较低,法律思想史中法家一般是打压人民的角色。现在我们应重新审视法家的意义,其对于维持国家秩序也很重要,但其国家主义的色彩不是十分合理。

何云鹏教授分析近代人物郭嵩焘的思想。郭嵩焘在洋务运动中走在最前列,亲自出任使节出使欧洲,比较了中西的情况,认为西方的英国是值得借鉴的,之所以富强不仅是物质的先进,还是思想文化的先进。郭嵩焘反对官督商办,鼓励民办,提倡藏富于民,推崇君主立宪。

李明辉教授对《道德经》中的环境问题进行了阐释,他从中找到的线索包括:无论是人类还是万物都是宇宙的一部分,他们之间是相互影响的,无知和贪婪是根本原因,提倡阴阳平衡。

李雪梅教授对碑刻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分类,从各种角度的分类大约十种,不同的分类标准反映了分类的复杂性,其中难免会有重复和交叉之处。

徐晓庄教授讲了民间契约习惯和民间契约的相关问题,当代民间秩序管理出现很多问题,现代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化解矛盾的比重不高,上诉率非常高,民间契约和习惯既调整了人身关系也调整民事权利义务的关系。

文博老师认为大清律中仓库律条文与其他法律可以相互参照、相互印证,闫老师分析了仓库律的逻辑关系以及仓库法律的作用及问题。

支强老师探讨了两个秦汉习惯,一个是以律论,另一个是……以律论起到的作用是引据其他律条,对条文中所涉及的法律事实作出处断,是规则构成的必不可少的因素,……是具体执行方法。

李俊芳教授分析了魏晋律关系,发言指出对魏晋关系的理解学界是有分歧的,汉魏对后世影响巨大,然而从系统上看,汉代的体系是不够完善的。

马青连教授以《理藩院则例》为中心考察了清代理藩院的立法功能,从四个方面论述了理藩院的作用、性质和职权,同时也提出立法技术上的内容也有相通之处。讨论组的其他成员也进行了积极发言。

杨静老师在书评中梳理中华法系的界定,关注罗马法系与中华法系的联系。王捷老师撰文说明,汉制承袭的是楚,然而楚的因素何在,应从司法文书上考证。朱潇老师围绕秦代官吏失职问题发言。

后周东平教授作了总结发言,指出本组探讨了法律史前沿问题,特点是辨析史料,关注法的构成,以推陈出新。 

第三分会场

 

第四分会场以“轩辕召唤:有关《轩辕4712中华共识》的建议”为主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吴玉章研究员任主持人。

廖凯原先生对其轩辕共识理论进行介绍,提出中国人的本位论,即每一位个体都自愿的愿意成为中国人,必须寻找同一个本源,以达成中华共识。这一体系基于事实构建而成,而非基于宗教信仰。先生指出,奉轩辕为中国人的祖先的原因在于,轩辕有许多宝贵品质,有利于构建更加和谐更加连贯的民族。

关于黄帝形象,霍存福教授引经据典,分析古籍中有关黄帝的记载。教授本着人类在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的不同需求,指出黄帝形象不同的原因,除了外形上的不同之外,开始有文化意义上区别。儒家推崇尧舜禹为鼻祖,而黄老道家选择了更早的黄帝为人类鼻祖。中国的法哲学问题一个是情理法,一个是法外意;情理法是儒家思想,而法外意是道家思想。关于中华文化研究,张少瑜教授指出,先生研究的源具有先进性,这个源就来源于KQID理论。中华民族必须要有文化自信。道治文明是廖先生提出的新颖观点,包含了德治、法治等思想。关于中西方文化对接,张中秋教授指出,先生文章关键词中的先予后取,是中西方文化对接的核心。在中国人眼中,天地人是一体的。在天为阴阳,在地为刚柔,在人为仁义,在法律上就是德与法。这也正是轩辕道的内核。从轩辕道,到先予后取,到仁义,这是中国人区别于外国人的特质。倪正茂教授指出,先生各领域的知识渊博,中国法律史年会应当接受新鲜的事物。古今中外如果没有照顾好取予关系,就会灭亡。杜钢建教授指出,先生提出天命大宪纲,夏朝时期还有人在讲解古三坟,这就是上古宪法。杨鸿燕教授赞同先生为中国人寻根的研究目的。教授指出,道是不是有自然法的意思,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本身就存在,高于人定法。所有的人定法要符合道的要求,否则变成了恶法。其他学者也围绕主题发表见解。

吴玉章教授在总结中阐述,各位学者尽管切入角度不同,但基本观念相通:第一,教授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探讨中国人的源头问题,以现代物理学知识作为研究中华文化的工具,难能可贵;第二,我们面对与自己固有理论知识不同的知识,应当采取拥抱的态度;第三,对于理论的健康发展,怀疑和争论都是理论发展的维他命。

第四分会场

 

816上午9时整,大会进入小组讨论总结阶段。第一分会场分组代表浙江工商大学崔兰琴老师首先发言,崔老师总结本组讨论的方向包括:对法律文化的宏观理解和对制度的分析及运用、科举制度对宪政的影响、封建制度的早衰原因等,这些讨论的内容对法史研究均具有启发意义。

山西财经大学王志林老师代表第二分会场代表作总结发言。老师叙述,分会场以探讨《折狱龟鉴》和《洗冤集录》两本专著为开端,围绕着宋代侦查制度的发展、民初商会制度的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的完善等专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第三分会场代表华东政法大学王捷老师归纳小组讨论的四个组成部分,即先秦法律研究、魏晋唐宋法制研究、碑刻分类及其他研究。讨论内容纵贯各个朝代,发掘出很多具有研究价值的新史料。

第四分会场代表是清华大学法学院凯原中国法治与义理研究中心张少瑜教授,教授说明小组讨论核心是什么是轩辕道、道之文明,以及先予后取等。

上午11时整,大会进入总结与闭幕式环节。中国法律史学会执行会长、南开大学侯欣一教授介绍此次年会的整体情况,教授总结本次会议几大亮点:第一,参会单位多;第二,实务界代表多;第三,青年学者比例大,在新老交汇方面做得很好。第四,讨论氛围融洽,讨论内容丰富,讨论态度理性。代表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多从微观详细方面着手,较好地处理了会议主题和自己关注领域之间的关系。

侯欣一教授宣布下一届法律史年会将于201610月在南开大学召开。华南理工大学张洪林教授汇报了201512月法律文化博士论坛的组织及筹备情况,中央民族大学范依畴师对曾宪义法律史学奖学金的申报及评定情况进行说明。最后,中国法律史学会执行会长、西北政法大学汪世荣教授致闭幕辞,宣布此次年会圆满成功。

南开大学侯欣一教授总结会议整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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